内容提要 “诗言志”作为中国古典诗学的开山纲领，其影响贯穿中国诗歌史，内涵在历代阐释中不断转化拓新。新时代诗人与学者从“志”“言”与“言志”功能三个维度对“诗言志”说进行重释：新诗之“志”拓展为民族复兴之志，涵括家国情怀、文化自信与共同体意识；“言”志方式发生双重转变，语言层面由口语转向诗家语，表达方式层面由抒情转向以叙述为主导；“言志”功能由政治教化转向引领功能与审美功能。这一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既有助于构建当代新诗的新风貌，亦为实现民族复兴提供深层次的精神支撑与文化动力，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与实践价值。
关键词 新诗；诗言志；传统；当代转化；新时代
“诗言志”说作为中国古典诗学传统中至关重要的核心命题，自《尚书·尧典》提出以来，历经数千年积淀，已成为贯穿中国诗歌史的精神脉络，向来被奉为圭臬。朱自清曾言：“‘诗言志’是开山的纲领。”①这一论断精准定位了“诗言志”说在古典诗学体系中的地位与价值。自问世迄今，相关阐释不绝如缕：从古代的孔子、庄子、郑玄、刘勰、孔颖达，到现代的胡适、朱自清、闻一多、朱光潜，再到当代的刘若愚、高友工、吴思敬、臧棣、李少君等，均曾对“诗言志”说进行阐释，使其作为一种诗学传统在不断的再阐释与倡扬中得以传承，并在历代诗歌创作中实现转化与拓新。
“诗言志”说主要涵括“诗”“言”“志”三个层面的内涵，三者的关系实质为：“志”乃三者之统帅，“诗”为“志”之载体，“言”则是“志”成为“诗”的路径与方式。新时代以来，“诗”虽已从古典诗词转换为现代诗，但“诗言志”传统的影响至深至远，诗人与学者依然将诗视为“言志”载体，并从“志”“言”和“言志”功能三个维度对“诗言志”说阐幽抉微，使其既延续既有内涵，又获得新的认知与发现。本文拟从这三个维度出发，系统考察新时代新诗对“诗言志”传统的当代转化。
在学界对“诗言志”说的阐释中，观点大多聚焦于“志”，主要探讨其内涵与来源。在古代，“志”主要囊括政治志向、伦理教化、情志思想、爱国之情等内涵。至现代，朱自清对“志”进行过深入分析，认为“言志”与“缘情”不能“混为一谈”，将“志”等同于“道”而剔除“情”，其观点不无偏颇。闻一多从文字训诂角度作出的阐释较为客观：“志从从心，本义是停止在心上。停在心上亦可说是藏在心里。”②他强调“志”是一种由心而发的情感与意识。后世学者大都支持此论，如高友工将“志”理解为“心志”，充分肯定了“志”与“情”和“心”的内在关联；刘若愚、吴思敬等亦均将“志”视为内心情感与意识。新时代以来的诗人与学者亦认同此观点，认为“志”与“意识”几乎是同一个概念。
“志”的内涵殊为丰赡博厚，其在不同年代各有侧重。进入新时代以来，“志”的内涵不仅延续此前之“志”，还呈现出拓展与变化，囊括从个体之志到民族复兴之志的各种“志”，既涵括人民作为个体在生活理想、精神追求等方面的“志”，更将“中华民族复兴”作为人民的共同之志。“民族复兴之志”主要包括家国情怀、文化自信意识和共同体意识，三者共同促进着民族复兴之志的传达。
家国情怀是中国古代诗歌所言传的核心之志。新时代的诗人们对此予以赓续与创化，认为“家国情怀”是“个人对家园和国家的一种高度认同感和归属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体现”③。具体而言，家国情怀主要包括家园意识和爱国情怀。
1. 家园意识
诗中的“家园”不仅指地理意义上的居住空间和生活家园，还指向文化意义上的精神家园。新时代诗人们在诗中以地理故乡为基石建构起诗意的生活家园与精神家园，呈现出鲜明的家园意识。吉狄马加的长诗《应许之地》中，“应许之地”具有地理家园与精神家园的双重指涉。诗人从“彝人之子”的身份出发，通过群山、石磨、苦荞、月琴等物象，构建出家园的具象图景；同时，将母语作为族群历史与文化根脉的精神纽带，构建出文化意义上的彝族家园；其视野还超越民族与国界，将“应许之地”指向全人类的精神家园。梁平诗集《家谱》中，既通过呈现巴蜀风貌书写地域家园，又将汉字视为蕴含文明基因的民族家谱，构建出文化意义上的家园；还通过认同巴的血性与蜀的温润构建精神家园。
2. 爱国情怀
和平年代的爱国情怀主要指人们对祖国山河、历史文化、人民命运与国家前途所怀有的深厚情感。刘笑伟作为一名军旅诗人，将爱国情怀具象化为对主权的守护与对民族尊严的捍卫。他在《朱日和：钢铁集结》中聚焦于朱日和军演，通过“钢铁集群”“苍穹利剑”等意象与场景，呈现出军人为守护祖国山河、人民安宁而列阵的雄浑场面，抒发了诗人对国家国防实力的自豪与自信。周承强的《哨所慢拍》等诗则通过呈现军人在哨所站岗时的忠诚、坚毅与勇敢，彰显出强烈的爱国情怀。简明的《立体的祖国》将祖国塑造成辽阔、丰富、强大的“立体”形象，传达出其对祖国深沉而炽热的爱与信仰。
文化自信意识是实现民族复兴的精神支撑，新时代诗人纷纷对历史文化、地域文化和精神文化等展开书写，以此激活传统文化资源。
1. 历史文化
不少诗人将文物、书画或器物等视为历史文化的载体，挖掘其隐含的历史底蕴与文化精神。翟永明的长诗《随黄公望游富春山》一开篇便将传世名画《富春山居图》视作流动的“记忆影像”，激活了元代历史记忆与文化底蕴。欧阳江河的《汨罗屈子祠》以屈子祠、汨罗江为基点，对《楚辞》中的神话与屈原沉江的传说所构成的文化谱系进行重构，发掘屈原文化。
2. 地域文化
新时代以来，诗人们对江南、岭南、湘楚、西南等各个地域的文化展开书写。梁平在长诗《蜀道辞》中通过对褒斜道、米仓道、剑门关等古蜀道体系的勾勒，凸显出蜀道作为交通要道与文明通道的双重意义，将“蜀道”塑造成一个汇集蜀地文化与蜀地精神的文化符号。胡弦的诗集《水调歌头》则以大运河这一地理空间为载体，展现其所承载的运河文化与精神。
3. 精神文化
新时代以来，诗人们热衷于对传统精神文化进行发掘。陈先发的诗集《九章》采取“九章”体例，在文体上可溯源至屈原的《九章》，并将儒道禅精神进行融合，折射出“道法自然”观中万物自足成性的观点。欧阳江河的长诗《凤凰》通过“凤凰”这一文化符号，从历史与现实、古代与现代等多维度对中国传统精神进行发掘。
新时代以来，实现民族复兴成为诗人们所传达的一种新的志向与抱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均为其核心内涵。
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义项。陈人杰在诗集《山海间》中书写其扎根于西藏雪域高原的援藏经历，以山海意象联结各民族，记录西藏发展与藏汉交融的历程，凸显出各民族勠力建设家园共同体的实践。吉狄马加在《献给妈妈的二十首十四行诗》中将其对母亲的热爱与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相结合，表达了各民族同根同源、命运与共的情感。
与此同时，新时代诗人将视野拓展至整个人类，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吉狄马加的长诗《裂开的星球》副标题即为“献给全人类和所有的生命”，将整个星球中的人类与动物、植物等生命视为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李少君则将“自然”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基，在《敬亭山记》中，以“敬亭山”的自然风景为依托，传达出人与自然应和谐共处、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意识。华海素以生态诗呈现其对人类命运的观照，将生态理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对接融合。
由此可知，新时代诗人在传承“志”之传统内涵的基础上添加了“新志”，不仅对传统之“志”的内涵进行了拓新，还构建出新时代诗歌的新内涵与新风貌。
在“诗言志”说中，“言”是“志”的传达方式。孔子最早对“言”展开阐释：“言以足志”，“不言谁知其志”。但此后，学界对“言”的关注几近阙如。新时代以来，古风、王昌忠、臧棣等诗人与学者均意识到“言”的重要性，认为“言”是“志”成为“诗”的关键步骤。相较于古诗，新诗的语言已切换为现代汉语，自由诗成为主导。新时代新诗依然遵循“自由表达”规则，但不同于之前诗坛流行的口语化倾向，其已通过语言层面对口语的提炼和诗化、表达方式层面对叙述策略的运用，构成“言”的转变。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新诗语言偏向口语化，导致“言”的风格较之于古代发生巨大变化。新时代的诗人与学者针对此情形，提倡对口语进行提炼。臧棣主张在诗中运用“立言”传统所包含的“神圣性”；吕进则倡导在诗中建构“诗家语”。诗人们对口语的提炼和诗化主要从诗歌语词、诗歌句式、语言风格等维度展开。
1. 诗歌语词的锤炼
新时代诗人通过反常搭配、错位和重组等语词组合策略，突破语言的固定范式。路也常通过日常语词的反常搭配制造新奇感，诗句“天空已经蓝到举目无亲了”将“天空”的“蓝”和“举目无亲”作反常搭配，制造出陌生化感觉。黄梵常通过意象反差法体现语言先锋性，如其在《对视》一诗中将“眼睛”和“炉子”两个反差强烈的意象进行强行并置，创设出强劲的冲击力。
2. 诗歌句式的锤炼
新时代诗人通过文白夹杂和长短句交错等句式提升语言艺术。西渡的诗常化用或改造古典诗句，如“春来江水如蓝”化用古代诗句。胡弦亦喜欢文白掺杂，将现代汉语与文言进行有机糅合。同时，一些诗人探索长短句交错的句式，沈奇的《慧开》《一休》等诗中，长句和短句的搭配构成错落有致的形式，形成疾缓有致的节奏张力。
3. 语言风格的追求
新时代诗人在反思中不约而同地追求诗歌语言的简约之美。沈奇的诗素以“简约”为底线，无论是诗的行数还是每行诗的字数都追求无可削减的简约美。邱华栋则追求“言简义丰”的效果，他在诗中秉持“冶炼语言黄金”的追求，删繁就简，以最经济的语言承载最丰富的情感内涵。
在既有阐释中，大部分论者均认为“情志合一”，将“言志”归于抒情传统。但事实上，“言志”之“言”不仅指“抒情”，还与“叙述”密切相关。新时代以来的学者们意识到“诗言志”之“言”已在抒情之外增加“叙述”这种表达方式，甚至形成了以“叙述”为主导的“言志”方式。所谓“叙述”，是一种注重时间性与事件性，呈现行为、过程、状态与变化的表达方式。新时代以来，不少诗人启用叙述的方式进行“言志”，构建出多样化的“言志”方式。
1. 蒙太奇手法的运用
新时代以来，多位诗人热衷于蒙太奇手法，常通过意象并置、时空交错、镜头切换等方式进行叙述。翟永明在长诗《随黄公望游富春山》中将画轴的展开视为“电影镜头推移”，采取蒙太奇手法中的“游移视点”在1350年前的古画情境与当代场景之间自由切换。海男在《手指甲上的蓝色》中将“晾衣架”与“怒江蝴蝶”等意象进行并置，视线在不同时空之间切换，打通了视觉、听觉、触觉等感觉边界。
2. 具象化描述手法的使用
新时代以来，诗人们言说心中之“志”时采用具象化描述手法进行叙述，直接将具体物象和细节搬进诗中。路也的《旋柿饼者》一诗通过对“旋”“捏”“摆”“晾”等一连串劳作细节的细致描述展现做柿饼的过程，将思乡之情具象化。臧棣在《蓝天鹅简史》中通过对蓝天鹅的色彩、体形、举止及所处环境进行精细描摹，将抽象的“人类偏见”具象化为可视、可感的画面。
3. 小说化、戏剧化手法的援用
新时代诗人常在诗中运用小说化笔法，以讲故事的方式传达心中之志。韩东在《奇迹》一诗中通过场景细节、人物动作与心理留白，将友人来访的经历写成“微型小说”。一些诗人还喜欢用戏剧化手法，欧阳江河在《宿墨与量子男孩》中运用戏剧化手法塑造了一个“量子男孩”的形象，将孔子、苏轼等文人和薛定谔等物理学家作为配角，戏剧场景在古长安、量子实验室等不同时空切换。胡弦在长诗《神话》中通过设置多幕式诗剧结构，安排多重角色与戏剧冲突，亦是一首高度戏剧化的诗。
对“诗言志”说进行重释，还应注重其实践应用论维度的意义与价值。在古代，诗的言志功能主要为政治教化功能。新时代新诗将“言志”的传统功能转化为引领功能，同时还对“言志”功能进行创新，特别强调其审美功能，由此从功能层面构成对“诗言志”传统的转化和创新。
王珂曾多次阐述“言志”功能对人的引领作用：“‘言志’功能有利于改变人的观念。言志的诗可以催人上进，热爱生活，珍惜生命。”④李少君亦反复强调“诗言志”的主旨在于传递更高价值、弘扬正向精神，因而可以“引领人类向前”。引领功能主要包括唤醒理想、传递正向价值观和传递精神性力量。
1. 唤醒理想
20世纪末以来，一些诗人采取“躲避崇高”“解构理想”的姿态进行创作，导致诗歌出现低俗化倾向。而新时代诗人自觉摒除这种倾向，重新重视“理想”“崇高”等信念。李少君反复强调“诗言志”作为诗歌之更高要求的关键在于其能“传递某种理想、价值和精神”，其《我是有大海的人》等诗都指向和谐共生的理想秩序，希冀以此唤醒人们对于理想的追求。周庆荣试图通过“远方”唤醒他人，他在《有远方的人》一诗中对“远方”进行了精神性重构，提供一种于荆棘处见远方的精神方案，具有唤醒理想的作用。
2. 传递正向价值观
臧棣认为诗中应充满“对幸福的渴望”，这是一种乐观向上的生命态度，他常通过歌颂纤微细小的事物予以传递，如在《蒲公英简史》中呈现蒲公英在人为采撷的压力下仍顽强活过夏天的韧性。梁平则常在诗中呈现其对生命、时间和命运的思考，彰显出直面挫折、坚韧向前和豁达处世的生命态度。陈年喜将诗歌当作“人间的药”，王计兵每天奔波于送外卖的艰苦生活却在诗中呈现其坚持不懈的顽强生命力，余秀华以诗歌为人生拐杖坚持写作。他们的诗都以积极的生命态度传递出正向的生命价值观。
3. 传递精神性力量
李少君反复强调“诗言志”的重要功能在于传递精神性力量，他的诗大都通过塑造一个天人合一的“自然”世界为现代人提供抵御虚无、回归本真的精神能量。陈先发则在诗中呈现其不盲从于时代潮流并始终保持独立自我的姿态，传递出一种不被时代浮躁所裹挟而秉持内心纯粹的精神力量。育邦在《晨起读苏轼》中将苏轼的旷达和超脱转化为内心安定、自守自洽的从容心态，传达出一种坚韧、通透的精神力量。
“诗言志”不仅拥有实用功能，还具备审美功能。刘若愚、高友工等学者在重释“诗言志”时将“志”纳入中国美学层面，注重美学功能。直至新时代，诗人和学者们开始格外关注“诗言志”的审美功能。王昌忠敏锐意识到新诗“言志”所具有的美学功能，认为其“具备建构当下审美意识的积极美学价值”。臧棣认为诗中之“志”有“彰显美的可能”。对于新诗而言，“诗言志”的审美功能主要体现在“言”与“志”之间形成的和谐共振之美及其所营造的审美愉悦。
新时代的诗人和学者们不仅在理念上有所意识，还在诗歌创作中予以彰显。他们摒弃20世纪末以来部分诗人对语言狂欢与意义消解倾向的热衷，转而追求“言”与“志”之间的和谐共振之美，实现“言”对“志”的精准承载。陈先发格外注重诗在审美层面的功能，其诗善于以精致典雅的语言承载生命哲思和文化反思，在《旧宇新寰》中，诗人将“草籽”与“宇宙”作为隐喻，在“小”与“大”的强烈反差中达成高度和谐。臧棣则善于通过口语与书面语的交融呈现“志”，其诗常在“言”的亲和与智性、“志”的深度与厚度之间达成和谐美感。新时代诗人对“言”与“志”之间和谐美感的生成策略所展开的探索，在语言的克制与“诗家语”的建构及文白雅俗的交融中，构建出“言”与“志”相融的和谐美感，由此构成新时代新诗对传统“言志”功能的创新。
综上所述，新时代的诗人和学者们不仅传承了中国古典诗学中的“诗言志”传统，还从“志”的内涵、“言”的方式和“言志”功能等多个层面构成其对“诗言志”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新时代新诗摆脱了过度个人化、碎片化和形式主义的困境，重新确立了个人情志与时代使命、民族命运相统一的创作主旨，在诗歌的主题内容、精神品格、语言表达、美学功能等层面获得新的发展。
新时代诗人对“诗言志”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不是复古，而是让当代诗歌写作在接续数千年传统的同时，以具有时代性的诗歌话语书写中国经验，表达中国精神，传递中国价值，为实现民族复兴提供深层次的精神支撑与文化动力，因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